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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九十五章 战略转变,重回广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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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,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。只是防守,怕是过于被动。若是在防御中也有进攻,就是在总的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,在战术上进行外线的战役或战斗……

    其实,陈文强并没有这样精僻的军事见解,但他基于财政支撑的困难,提出了“自力更生、就地因粮、以战养战”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,革命军的战略战术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调整,却正是暗合了上面的军事理论。

    当然,从军事造诣上,吴禄贞比陈文强高出太多,但他经历的是正统的军事教育,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能取得更大的胜利。换句话说,他对游击战是有所涉猎的,但却更喜欢打正规仗,或是打大仗、硬仗。随着革命军实力的迅速扩充,这种思维在不知不觉地占据主导。

    这倒也不能说陈文强就是对的,吴禄贞犯了错误,只能说两人的思想和侧重点有差异。陈文强对于打仗,有更多的功利性,这也是资金紧张所造成的。同时呢,他对革命成功的迫切希望远没有那些革命者强烈。

    所以,在他潜意识里便不会奢望通过一两场大仗便取4∮,得决定性的胜利,而是不自觉地把时间放宽,把战线拉长。

    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吧?或者是偶然之中存在着必然吧?陈文强并不能绝对地确定,所以总是觉得时机还不到,还要耐下心来隐忍发展,要使实力更加强悍,要使资金积累得更多。

    当陈文强重新启程,赶到广州的时候,革命军也接到了琼州总参谋部的命令。

    “以不少于两千的部队转进滇西、滇西南。与挺进支队会合,趁敌空虚光复大片地区,或迫敌分兵再择机歼灭。争取在雨季之前稳固据有以保山中心的数县之地,就地因粮,自力更生……”

    “另以陆支队主力转进滇黔交界地区,在东面形成对昆明或曲靖的威胁。并伺机向黔省发展,或使滇黔交通要道有被切断之虞,迫敌分兵……”

    “当面之清军若南攻,可倚险据坚节节防御,亦可扰袭不断削弱其实力,滇南光复区可守可弃,西南战区参谋部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……”

    “总部支援不会断,但西南战区要坚决贯彻‘就地因粮,以战养战’的原则。积极行动起来,军政两大工作要齐头并进,不可放松……”

    战略战术转变了!听完传达,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。同时,他们也听明出了总部面临的困难,再三强调要自力更生,要就地因粮,要以战养战。

    “与法人的交涉还没有最后结果。虽然最低的要求是达到的,但即便是法人不禁物资流入。总部要支撑革命军越来越多的人马,还是力有未逮。”军政府政务总长张继知道得更为详细,说得也更明白,“从两三千人,到现在的一万三四千,光靠外部的支援是无论如何难以长久的。现在清军主力尽在北面。在昆明周边,滇西、滇西南极为空虚。而且,巡防队的战斗力如何,大家心中更清楚。”

    “抽调两千人马,再加上已经派出的三支挺进支队。三千多人枪足以纵横滇西南、滇西。敌人若分兵,那正合我们的意思;如果不分兵,那咱们就稳固占领,收粮收税,自给自足。还要攻城掠地,利用缴获来扩充人马。”总参谋长葛智初得到张继的示意,便接着说道:“以一隅敌全国,便要有长远的打算,不可能通过一两场决战便打垮清廷。”

    “从起事到现在,军政府的名号是叫出去了,但却并没有什么政府的样子。”张继苦笑了一下,说道:“虽然是形势使然,可咱们也很不重视。从现在开始,从建立滇西、滇西南根据地开始,便要象政府那样去运作。不光要有作战部队,还要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备军。县要有县政府,乡要有乡委会,村要有自治委,把政权牢牢控制住,老百姓才会意识到这天是真变了,才不会把革命军作匆匆过客。葛参谋长,你公布总部的任命吧!”

    葛智初点了点头,朗声念道:“滇西军分区,隶属西南军区;司令龙济光,副司令秋竞侠、杨文恺;参谋长宗少华,副参谋长陶雄;辖三个野战团,一个军分区警卫营……”

    “滇黔桂军分区,隶属西南军区;司令陆荣廷,副司令……”

    “西南军区本部,司令刘永福,副司令……”

    更加细致的任命,意味着军队大幅扩充后的重新调整,西南战区在地域上被划成三块,但却不是独立作战。王支队留少部人马继续依托十万大山牵制骚扰清军,主力则调回本部,加强本部的力量。

    而两个军分区各领三四千人马,本部则有五六千之多,以尽量确保作为两个军分区联系的中间钮带,并能继续对法人形成压力。大量政务人员则随军分配,跟着作战部队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开展工作。

    总部命令下达得突然,部队展开行动也很迅速,猬集于滇南与清军对峙的革命军东分西分,只剩下了本部两千多人马。王支队主力正在奉命转回,很快便会使本部人马充实起来。而清军,却暂时对革命军的行动没有觉察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

    历史证明,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,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。否则,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。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前提条件,就是人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。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权力,或得到实惠,只有如此,改革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选择,并为他们所拥护。

    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,又遇到时机不好,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,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,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。

    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!以新军编练为例。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,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,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。

    结果呢,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,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,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。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。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,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。为此,有人抱怨说:“征天下之饷,练兵一省,如人单护腹心,而听四肢之屠割,未有不立死者也。”

    令人惊讶的是,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、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,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。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,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。

    当然,羊毛出在羊身上,为了筹款,清廷只能向下摊派,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,上面催得紧了,只能层层转移。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。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,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。反而越征越多,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。

    当时,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,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,如粮捐、房捐、新捐、学捐、铺捐、膏捐、统捐、摊捐等等,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。

    由于税收加重。老百姓苦不堪言。当时因为推行新政、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,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,如各地毁厘卡、抢米风潮、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。

    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,也许有些过分,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情。如果有人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。他们是乐见其成,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。

    这也就是革命军,乃至同盟会发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、迅速扩充的原因所在。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,也不排除参与的民众有趁火打劫、凑凑热闹的心理,但对官府的长期不满,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,也是主要的原因。

    通俗一些来讲,就是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,有斗争的诉求,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。而当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时,骚乱便可一触即发。就好比是,舞台已经搭好,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登场而已。

    而复兴会和同盟会的革命党则是要粉墨登场,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。显然,复兴会的行头更光鲜,唱念作打更是样样精通,表演得更好,得到的掌声更多。

    对此,陈文强是有切身体会的。到达广州,他首先便来到粤汉铁路广东分公司,查看工程进度,召集董事会议。虽然他在外期间,电报联系也没有间断,但还缺乏更细致的了解。

    令陈文强感到欣慰的是,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还是比较正常,工程进度并没有受到广西战乱的太大影响。从与各董事的随意交谈中,陈文强知道他们还是有疑虑的,但革命军的纪律和行动,以及复兴会喉舌的宣传,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    相反,对于最近的黄冈和七女湖起义,大家的评价不高,甚至对官兵能够平息暴乱而感到高兴。

    仔细想想也很正常,粤路“全系商股”,这些大股东、董事全是大商人,他们或许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,经宣传激励而参加一些比较激烈的抵制行动。但毕竟有身家,对社会动乱是恐惧的。而同盟会发动会党、绿林举行起义,商界可能对革命党人虽有一定同情,但无不惧怕会党、绿林,更不会同这些扰乱秩序的群体建立联络。

    现在,粤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,因为是筑路条件较好的地段,所以,这一段的八十五公里已经修筑完成。也就是说,全长二百多公里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几乎已经修完了三分之一还多。

    从整个粤汉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来看,广东段、湖北段,甚至是湖南段的大部都不是难度很大,而最困难的应该是中段,就是株州至韶关这四百多公里。穿山越岭,展长过多、升高太大、隧道又多,令人头痛。

    “资金的筹集很令人欣慰呀!”陈文强暂时还要等待韶株段的最后勘测、设计结果,而广州分公司的筹款数量确实令他松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广东商人、百姓踊跃附股,已经筹集到修路资金的半数,正拟开第二期募股。原因呢,很简单,获利的希望源自于工程进度的不断刷新。广东商界对修筑粤路则既有爱国热情,也有筹集路款的实力与能力。

    之前广东铁路公司所欠缺的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公司,如何聘请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,如何协调管理层和股东关系,如何组织管理施工等问题。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被陈文强给解决了,可以说,修筑铁路的困难已经所剩不多。至于工程技术上的问题,自然有专业人员去处理,股东只要坐等收益就行了。可这收益的希望,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大,越为越近了。

    “资金不是大问题,只要铁路大有修成之希望,广东商民必踊跃附股,瞬集巨矣。”董事黄景棠行事比较激进,但却是与广东的铁路事业大有关系的人物,其父在潮汕铁路便有投资,对于陈文强的乐观,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“只恐官府朝令夕改,时局动荡不安,股金顿成泡影啊!”

    “黄兄有何高见?”陈文强觉得黄景棠话里有话,方才从有关铁路的资料中挣出头绪,用心地审视、探悉。

    “是这样……”

    黄景棠既是铁路公司董事,又是广州商会的坐办(即办理商会内部事务的负责人)。他起初很积极协助正副会长主持会务,但后来觉得总商会被一些思想守旧的大绅商把持,依附官府权势,忽视商界利益,从中谋私利。因此,他便想独树一帜,自己广泛联系一些具有学识、有新思想、办事公正的商人,重新组织成立一个《粤商自治会》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…(未完待续。。)